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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会说话 听!它们讲述的大唐长安是这样
手机读报看新闻,下载掌上达州APP   2018-06-14 14:51:52西安新闻网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1400年前的长安,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值得书写的文字,文物和遗址作为历史信息的直接载体,既是当时经济、文化、生活的表现,也是盛唐精神的体现。

  在西安这座天然的博物馆之城里,众多大唐遗珍每一天都在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讲述着最中国的故事。

  大唐风度

  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

  铜镜上展现的中亚西亚金银器加工技术、游牧民族款式的银壶……从普通的日常物件到皇家用品,一个个记录着大唐生活的文物,正在无声地见证一个时代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度,见证着兼收并蓄带来的繁荣与发展。

  金背瑞兽葡萄镜

  中外技艺融合唐代艺术品的“炫技之作”

  见证者:金背瑞兽葡萄镜(西安博物院)

  丝绸之路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金银器加工技术,并与中原的技法交流与融合,唐人利用黄金的延展性,攀上了制作技艺的又一高峰。馆藏于西安博物院的金背瑞兽葡萄镜,是西安博物院的“借展明星”,也是唐人的“炫技之作”。

  金背瑞兽葡萄镜,2002年出土于西安市灞桥区马家沟,直径19.7厘米,重0.3千克。八出菱花的造型,镜背贴一金壳,中间凸起的钮部装饰着一对追尾式双兽,一周凸棱将壳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有八只神兽与缠枝蔓草,蔓草在每个神兽周围都形成一个圆圈,神兽或走或伏,或爬或跃,像在缠枝上嬉戏。内区的缠枝花草蔓延进入外区,在八个菱瓣内盛开,花枝在各瓣间缠绕不断,每瓣当中有一个四叶花苞正对菱花中央,两侧装饰着葡萄果实,果实下还有两鸟噙枝啄籽。

  唐代是铜镜发展的高峰时期,这面金背镜在国内出土的唐代金背镜中,不论是形制还是工艺,都堪称一流。当时的工艺应该是在铜镜铸造好后,再将金皮贴上锤鍱出浮雕式的纹样,锤鍱的工艺不是简单的贴上去,而是利用黄金、白银延展性能极好的特性,将它们捶打成薄片,然后放在预制的模子内,压印突起的花纹,再经錾刻而成背壳嵌入铜镜背面。

  一面小小的铜镜,也成了唐人的“炫技”之地,它完美再现了唐代生活“花舞大唐春”的意境。其精湛的工艺和奢华的造型,则展示了唐代盛世生活的一个侧影。

丝路文明

  这是一个经济文化大繁荣的时代

  三彩载乐骆驼俑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上从来不缺乏活跃的各国商人,丝绸、玉帛、瓷器、桑蚕、香料……通过驼队运转,浩浩荡荡的贸易不仅为唐长安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商路,也促成了沿线各国的经济大繁荣。

  经贸之路丝路上的“移动商铺”

  见证者:三彩载物卧驼(西安博物院)

  骆驼,是丝路上最具代表性的贸易象征。在西安,一尊尊出土的骆驼俑就见证着当时的丝路繁荣。其中,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唐代三彩载物卧驼就是丝路贸易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

  三彩载物卧驼,2002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乡三十一号唐墓,高29.1厘米,长45厘米。从造型上看,这匹骆驼驼首高扬,双目圆睁,张开的嘴巴像是在嘶鸣。四肢曲跪卧地,尾巴卷曲上翘。背上垫一椭圆形毡,毡四周有打褶的花边,草绿色和白色相结合的釉色使其看上去相当艳丽。载物卧驼的双峰间搭有鞍鞯,上面有彩色的驮囊、白色的象牙、蓝色的丝绸,两侧还带着马蹬壶、白色的花口盘、凤首壶等物。周身淡黄、褐、绿色的釉色,是典型的精品唐三彩用釉。

  唐代丝绸之路通达四方,国际贸易繁盛。据西安博物院藏品部长伏海翔介绍,在唐代的丝绸之路上,骆驼作为重要的运载牲畜,随着丝路商道上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为唐朝带来了各种异域货物,同时也把唐文化传播到了国外。这件三彩载物卧驼是唐三彩骆驼中反映丝路贸易最独具匠心的作品,逼真、优美的造型配合华丽的三彩饰釉,艺术效果令人叹为观止。

  这件俑上,载着东西方贸易中常见的各色货物,体现了自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后,中亚、西亚商人源源不断地通过西域来到中国,胡商们通过丝绸之路,与唐朝进行着繁忙的商业贸易,正是唐代中西贸易交融的证明。

科技这是崇尚科技与匠心的时代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包容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在科技领域内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点从文物和遗址中也能得到彰显。

  科技运用陀螺仪原理的香包

  见证者: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陕西历史博物馆)

  我国熏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说起香包就不能不提唐代的科技香包——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它也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十八件国宝之一。

  香囊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何家村,外径4.6厘米,链长7.5厘米。香囊外形是银质镂空圆球,平均分割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以子母扣套合。内设两层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分别与外层机环和内部的半圆形金盂相连。外壁、机环、金盂之间,以铆钉铆接,可自由转动,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香盂总能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不会洒落。制作工艺复杂,巧妙利用重力学,完美展现了1000多年前,大唐王朝的科技实力。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东南亚、南亚及欧洲的许多香料也随之传入中国。到了唐代,对外贸易空前繁荣,西域的大批香料源源不断运抵中国。“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就是在这时成为唐代贵族妇女的流行饰物。而它的精妙之处在于下部球体中的机环,香囊中的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原理,这样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由于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用,香盂始终保持重心向下。

  而这一原理在近代才被欧美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领域。因此,这件香囊被称作唐长安科技与艺术的巅峰之作。

匠心长安城的良心工程

  见证者:隋唐长安城过水涵洞遗址(西安唐皇城墙含光门遗址博物馆)

  隋唐长安城过水涵洞遗址

  下水道被喻为城市的良心。现存于西安唐皇城墙含光门遗址博物馆的隋唐长安城过水涵洞遗址,不仅是古人具有前瞻性的城市设计,更是长安城的“良心工程”。

  隋唐长安城过水涵洞遗址是考古学家2004年对西安城墙断面开展考古调查时在城墙底部发现的。其轴线与城墙走向垂直,压于夯土城垣之下,现存直壁高约1.5米;顶部为单拱拱券,拱跨度约0.6米左右,拱高约1.2米,涵洞全高接近3米。拱洞南部外侧,水平横向埋设有花岗岩质大石条,左右是砖壁,拱券内插铁栅,作为涵洞外侧的栅门。

  据博物馆研究陈列部部长杜德新介绍,水栅既能通水,又能防范外人从涵洞进入皇城禁区。水栅用边长近10厘米的菱形铁柱,间缝处即使儿童也难以进入,菱形的棱角又能分流和缓冲水流的冲击,效果类似都江堰的“鱼嘴”。

  古时有“八水绕长安”之称,长安城引有清明、永安、龙首、漕渠、黄渠等数条大渠入城。另外,城中还有诸多支渠与水沟,并与诸大渠共同形成一套完整的供排水系网络,含光门过水涵洞是长安城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人先进的城市规划思想和设计思想的具体体现。

  而它被称为古人的“良心工程”,为什么这么说呢?杜德新说:“在唐代和唐以前,砖一般只用来铺设地面和路面,类似于现在的地毯,是比较金贵的建筑材料。但这处涵洞遗址却大量使用了最昂贵的建筑材料,说明当时国家对这些看不见的地下工程非常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这处过水涵洞采用的是当时先进的砖券顶形式,这就保证了上部沉重城墙的压力和夯筑时的震动不会对券洞产生破坏,证实古人的设计是科学的。涵洞式水道结构非常类似于现代公路铁路上的涵洞,说明在唐代大型工程的过水结构已经发展成熟,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

  历史的长河滚滚而逝,荡涤出岁月的痕迹。如今,我们只能通过文物和遗址探索历史的秘密。如果文物会说话,1400年前的唐长安用货通天下的繁荣、开放包容的胸怀、先进的科技和规划理念证明这里曾是文明的汇聚点。

借鉴游牧民族款式酒壶上的兼容并包

  见证者: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陕西历史博物馆)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唐代的马不仅广泛地应用于战争、交通、运输、驿传,还大量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中,其中唐玄宗时期的舞马最为特别。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是陕历博的十八件国宝之一,不仅展示了唐人兼容并包的审美情趣,也展示了他们对马和歌舞的喜爱。

  这只银壶出土于西安何家村,壶形如扁圆的皮囊,以银片捶打、焊接而成,上有鎏金提梁。提梁前为壶口,盖以鎏金和莲瓣纹饰的壶盖,盖顶铆接银环,一条细巧的银链将壶盖和提梁连接起来。在壶身两面,有两匹对应的鎏金骏马。马的后腿弯曲蹲坐,前腿直立,马尾高扬。马口中衔一只酒杯,脖子上系有彩带,飘洒于身后。马的形状是在壶壁上捶打出来,所以如浮雕般凸起,立体感十足。口、鼻、眼的轮廓、躯干的肌肉线条惟妙惟肖,形象跃跃欲出。

  皮囊形的壶身,借鉴了游牧民族的器物形制。北方的契丹民族常常携带这种形状的皮囊,用来盛水盛酒。唐朝的工匠毫不顾忌地借鉴了少数民族的器物外形,创造出独特的华美之制。

  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时,宫中养了好几百匹舞马。玄宗经常观看并亲自训练。每逢八月五日玄宗生日(即千秋节)时,在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下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以舞马助兴。此时的舞马披金戴银,在《倾杯乐》的乐曲中,翩翩起舞。一曲结束之后,舞马会衔着地上乘满酒的酒杯到皇帝面前祝寿。唐代也有很多记载“舞马”的诗篇,可见当时舞马盛况是盛唐繁华的骄傲。鎏金银壶上骏马的姿态,就是盛唐生活中活色生香最极致的体现。

文化之路驼背上的“丝路乐团”

  见证者:三彩载乐骆驼俑(陕西历史博物馆)

  三彩载物卧驼

  除了货物,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在漫长、枯燥的旅途中怎么消磨时间呢?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载乐骆驼俑,恰巧反映出了丝路商人的状态。

  三彩载乐骆驼俑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子村唐墓,高58厘米,长41厘米,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十八件国宝之一。这匹骆驼体格雄健,昂首卷舌呈嘶鸣状,骆驼背上铺着一条蓝色椭圆形毯子,两个驼峰之间架有一个铺着彩色菱形方格毯的深绿色平台。毯子自然地垂在驼身两侧,毯边微微上扬,似在迎风飘动。最令人惊叹的是,在这个平台上或坐或站,竟聚集了八个人。其中七个男乐手面向外紧挨着坐成一圈,他们拿着笙、萧、笛、琵琶、箜篌、拍板、排箫八种胡人乐器正在演奏,中间站立着一个女子,她脸面圆润,体态丰盈,身着白底蓝花长裙,头微微上扬,右手举到胸前,左臂长袖舒展,似乎正随着节拍翩然起舞。

  这组乐舞俑是典型的盛唐时期的作品,舞乐者均穿着汉族衣冠,使用的却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展示了流行于开元、天宝时期的“胡部新声”即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在现实中,一匹骆驼是无法承载八个人的重量的。但唐代的工匠们巧妙地将艺术夸张和现实生活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将现实中的舞台搬到了这小小的方寸之上,展现出了在唐代丝绸之路上,除了贸易,文化和艺术也在随着丝路一起走向世界。